谈起二十世纪的中国“留学生文学”，一个最绕不过去的题目，就是“弱国子民”，我们的脑子立刻会浮现《沉沦》的主人公孤独惨淡的身影，《藤野先生》里那一幕令人心悸的“幻灯”事件，《行路难》里携儿带妻、无家可归的中国学子，《洗衣歌》里闻一多的壮怀激烈，《二马》中老舍对英国鬼子的以牙还牙。
然
具体分析起来，海外学子的“弱国子民”心态折射出留学生们承受的三种外部压力：第一，种族歧视；第二，“现代性”压迫；第三，文化差异。它们各有着不同的内涵，却又紧密联系，呈现复杂的互动状态。出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加上实际存在的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第一种压力总是处于最显在的位置，对它的反应也往往最强烈、最直接；然而，由于中国与西方现代社会巨大的时代差异，第二种压力应当说更具实质性，西方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机械文明、注重实利的人际关系和紧张激烈的生存竞争，对于来自东方农业文明古国、诗书传家的中国学子来说，是一种更实际的压迫，这种“现代性”压迫，极容易同“种族歧视”纠缠到一起，成为“爱国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酵母；第三种压力最有弹性：它无所不在，犹如水和空气，在正常的国际秩序和良性的民族关系中，并不一定造成负面的作用，但是在紧张的民族关系下，文化上的差异常常成为冲突的借口和导火线，具体到海外学子，在“种族歧视”与“现代性”压迫的双重刺激下，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注定成为“弱国子民”情感的有机组成部分。
就“弱国子民”反应的强度而言，首推留日文学，其次是留美文学，再次是留英文学，最后是留法文学。文学上的这种反映，同实际的历史情景应当说很一致。就“弱国子民”的心理内涵及其反应方式而言，留日文学与留欧／留美文学又有差异：前者集中于种族歧视，后者是种族歧视、“现代性”压迫和文化差异三者俱全，互相作用。
这个现象应当不难解释：中国学子在“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现代化尚不充分的东瀛，感受不到多少“现代性”压迫与文化上的差异。郭沫若在《女神》中受着惠特曼的鼓舞，纵情讴歌现代工业文明，将大气污染之源的烟筒，比喻成“黑色的牡丹”、“二十世纪的名花”和“近代文明的严母”（《笔立山头展望》）；郁达夫沉迷于十九世纪的西方“浪漫主义”艺术，却偏离了“浪漫主义”对抗伪饰的现代商业文明、回归自然的“反现代性”方向，将它转换成了“弱国子民”逃避种族歧视的田园乌托邦和“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传统式孤高，都与这个共同的东方文化背景分不开。
按理讲，一种压力比起三种压力来，痛苦应当小，中国学子的反应却反而更加强烈，这是为什么？
郭沫若给宗白华的信，最能反映留日中国学子的复杂心态：“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这“东洋罪”，就是日本式的的种族歧视。这种歧视从１８９５年日本重创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后开始，随着日本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日益衰弱而变本加厉。表现在《留东外史》里，就是颟顸自负的日本下级军官在萍水相逢的中国留学生面前肆无忌惮地鼓吹吞并中国的理论；在鲁迅笔下，就是中国学子的智力和人格尊严受到日本同学的歧视和伤害，就是中国学子在日本同学“万岁”的欢呼声中，忍看麻木的中国人围观给俄军当间谍的同胞被日本军人砍头的幻灯镜头；在郭沫若的《行路难》里，就是中国学子的基本生存权――住，受到威胁，势利的日本房东不仅不肯租房子给中国学子，还恶意地以“支那人”相辱；在郁达夫笔下，就是性的歧视，爱的伤害，正如他所言：“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雪夜》）
这种日本式的种族歧视所以难忍，在于它有一种在中国学子看来“等而下之”的性质。所谓“东洋罪”，当然是相对于“西洋罪”而言的，“东洋”不如“西洋”先进，是眼前的现实，无论是立志“脱亚入欧”的日本人，还是追求“全盘西化”的中国人，都不否认这一点。留东学子没有机会亲炙原汤原汁的西洋文明，看在路近费省，退而求其次，通过东洋二道贩子学习西洋，心里已是不甘。
更有甚者，这种“东洋罪”里另有一层令人辛酸的屈辱，那就是：“泱泱大国”的中国人现在不得不低下骄傲的头，向曾经喝自己奶水长大的“小日本”学艺，而这位当初谦恭有礼的小徒弟，如今如此的趾高气扬，根本不把昔日的恩师放在眼里，一副“是可取而代之”的劲头，这种欺师背主的行为，冒犯了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伦理，如何叫中国学子平衡？难怪郭沫若的主人公爱牟受到日本房东“支那人”的侮辱时，激愤之火，犹如火山爆发般地宣泄出来：
日本人哟！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在说这“支那人”三字的时候便已经表现了你们极端的恶意。你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你们说“那”字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啊，你们究竟意识到这“支那”二字的起源吗？在“秦”朝的时候，你们还是蛮子，你们或者还在南洋吃椰子呢？
啊，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你要知道我假冒你们的名字并不是羡慕你们的文明；我假冒你们的名字是防你们的暗算呢！你们的帝国主义是成功了，可是你们的良心是死了。你们动辄爱说我们“误解”了你们，你们动辄爱说他人对于你们的正当防御是“不逞”。啊！你们夜郎自大的日本人哟！你们的精神究竟有多少深刻，值得别人“误解”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你们别要把别人当成愚人呢！你们改悔了罢！你们改悔了罢！不怕我娶的是你们日本女儿，你们如不改悔时我始终是排斥你们的，便是我的女人也始终是排斥你们的！（《行路难》）
日本人量小气窄、自私排外的“岛国根性”，与中国人“泱泱大国”的历史记忆，决定了这种“东洋罪”不可救药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它是西方强势文明全球扩张的背景下东亚文化共同体分裂与竞争的产物。历史上长久维持的“册封”关系和“华尊夷卑”的国际秩序，使这场竞争颇具戏剧性。甲午一战，堂堂的天朝帝国，败给了“蕞尔岛国”的日本，一下子沦为任人宰割的四等弱国，而小小的日本，却一跃跻身世界列强。败北后的中国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学习日本，日本又是怎样地不希望中国强大，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吞并中国，都是可以想象的。正如日本政府在辛亥革命期间，竭尽全力维持中国腐朽的君主政体的军阀元老山县有朋吐露的那样：“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国家。”（《近代中日启示录》，第１５１页，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胡适有一首诗，叫《你莫忘记》，诗中愤怒的老人告诫儿子莫要忘记一家的灾难：“你莫忘记：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斯’――都可以，――总该不至――如此！……”省略的那句，只能是“亡给日本”。由此可见，中国人宁遭“西洋罪”，也不受“东洋气”。
然而平心而论，比起“东洋罪”来，“西洋罪”自有另一种难忍的尴尬与苦痛，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文化上难以逾越的鸿沟，时代的严重错位，再加上西洋人特有的傲慢与偏见，中国学子面临的困境，就无需形容了，其情形，正如闻一多在留美家书中痛陈的那样：“且美利加非我能久留之地也，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俟后年年底我归家度岁时当与家人围炉絮语，痛哭流涕，以泄余之积愤。”“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了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多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所藐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闻一多对美国社会、美国文化完全抱一种拒斥的态度。在他的眼里，这是一个缺乏文化底蕴、铜臭气十足的国家，一片弱肉强食的机械的丛林，如《孤雁》里描写的那样：
啊！那里是鹰的领土――
那鸷悍的霸王啊！
他的锐利的指爪，
已撕破的自然的面目，
建筑起财力的窝巢。
那里只有钢筋铁骨的机械，
喝醉了弱者的鲜血，
吐出那罪恶的黑烟，
涂污我太空，闭熄了日月，
教你飞来不知方向，
息去又没地藏身啊！
这不啻是一曲现代版的“苏武牧羊”，朴素的“反帝”情感中，交织着对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恐惧。这并不奇怪，来自东方农业文明古国、出身于书香门弟的中国学子，是很容易掉入这个“反现代性”庇护体的。据闻一多的回忆，在清华时，梁实秋与他谈话，“常愁到了美国有一天定碾死在汽车轮下。”这种“现代性”恐惧，在留美学子身上表现得格外强烈，不能不归于美国这个新兴的资本主义暴发户，其畸型的机械文明，给中国学子造成巨大的心理压迫。“弱国子民”的激愤，与“现代性”恐惧，相鼓相荡，构成一种复杂的情绪。
性情温和的梁实秋写过一篇怒发冲冠的小说《公理》，可以印证这种“恐惧”，小说叙述三个中国学子在一个春假的午后驾车到丹佛游玩，吃中国饭，过思乡瘾，孰料节外生枝，在路上不小心与另一辆汽车相撞，傲慢的警察不问青红皂白，判中国学子违规，中国学子据理立争，结果更坏，驾车的中国学子最终遭到监禁。无助无奈中，中国学子只好主动认罚款，救出同伴，铩羽而归。在作者的笔下，美国大都市丹佛，高楼林立，人如蚁虫，市声如沸，叫人“心里战兢兢的不安”，仿佛“到处都是埋伏着杀机”，一不小心就会“死在电车底下，死在叫嚣的街头，死在随便什么地方”。将中国学子面对巨兽式的美国现代大都市时惶惶不安的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下意识的反应，比起小说结尾那些激愤的抗议，给人留下了更深刻、更久远的印象。梁实秋写这篇小说时到美国只有半年，住在风景宜人的小城科罗拉多泉，不要说对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大都市毫无经验和充分的心理准备，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也只限于书本，中国人对“蛮夷”的传统敌意，尚未从他们心里去除。梁实秋日后这样回忆刚到达美国的西雅图，中国学子各奔东西、在旅馆里等车的情形：
寝室里有一张大床，但是光溜溜的没有被褥，我们几个就在床上闷坐，离乡背井，心里很是酸楚。时已夜晚，寒气袭人。突然间孙清波冲入室内，大声说：
“我方才到街上走了一趟，我发现满街上全是黄发碧眼的人，没有一个黄脸的中国人了！”
赵毓恒听了之后，哀从中来，哇的一声大哭，趴在床上抽噎。孙清波回头就走。我看了赵毓恒哭的样子，也觉得有一股清凉之感。二十几岁的人，不算是小孩子，但是初到异乡异地，那份感受是够刺激的。
况且种族歧视现象毕竟存在，它对中国学子留下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梁实秋曾惨痛地回忆：珂泉大学行毕业礼时，照例是毕业生一男一女的排成一双一双的纵队走向讲台领取毕业文凭，这一年包括他在内的中国毕业生有六个，美国女生没有一个愿意和他们成对的排在一起。结果学校当局煞费苦心，让六个中国学生自行排成三对，走在行列的前列。使他们蒙受耻辱。
比起闻一多、梁实秋的书生式的激愤，老舍的反应似乎更令人解气。在《二马》中，老舍采取以牙还牙的办法，抡开自己的看家绝活――调侃，将傲慢的英国佬嘲个底朝天。在他的笔下，伊牧士除了中国话说不好，是个带腿的“中国百科全书”、大英帝国驻远东殖民地的鹰犬，伊太太是“长着一部小胡子”，人不人鬼不鬼的悍妇，教会里的信女们，跟冥衣铺的纸人没什么两样，甚至连英国的狗，都成了开涮的对象。老舍在英国五年的不平与压抑，通过他的幽默得到了宣泄；然而，老舍对英国人的生活（尤其是英国男女的情感生活）深层的隔膜，老舍没有进入英国人的社交生活，也通过这种“妖魔化”的处理暴露出来。凭借民族大义，老舍让他的主人公升华了个人的情欲，却不能不让人体味到一种深深的悲哀，我们仿佛看到李子荣（主人公之一）骑着简陋的自行车，在车水马龙的伦敦大街上全力与英国资本家飞驶的汽车竞争，也仿佛看到单相思的马威在决斗中一拳击倒傲慢的英国小子保罗，使温都小姐对他刮目相看，醉意朦胧中甚至对他产生一种爱意。然而，那种一厢情愿的、精神上的胜利，连老舍自己都觉得“没劲”（《我怎样写〈二马〉》）。
所谓“东洋罪”，主要是面子上和心理上的，而“西洋罪”，却更具实质性的内容。然而，由于“全盘西化”的时代潮流、崇洋心理的作用和根深蒂固的“泱泱大国”心态，中国学子对“东洋罪”表现出更为敏感和强烈的反应，相比之下，对“西洋罪”则显得比较能够隐忍。这种表现，无意中暴露了“历史的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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